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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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内容摘要: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多尺度,中国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J]或者报纸[N].地理科学,(20189):1412-142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8)09-1412-10

  20世纪以来,创新已逐渐成为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驱动力[1-3]。然而区域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在不同阶段和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效应[4],一些区域甚至出现了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影响经济发展的迹象。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在全球遥遥领先(分别为346.5万和175.4万件),而成果转化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产学研脱节造成创新与经济错位[5],创新驱动未发挥出应有水平。当前要想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开拓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协调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间的耦合关系已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能力的评价[6]、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7]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8]、差异评价[9]、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10]等,研究区域从全国[11]、到省域[12]、市域[13]甚至更小尺度[14]。学术界针对两者各自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一些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5~21]。由此可见,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被广泛认可。然而,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关系研究,对于二者之间的双向关系还缺乏进一步的揭示,对于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关联程度的动态演变及其空间差异研究也少有涉及,更少有实证来研究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那么,中国目前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它们又呈现怎样的空间差异?是否具有尺度敏感性?为探究这些问题,本文在内涵界定和机制挖掘的基础上,首先构建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测度出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再利用协整检验探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长期关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及模式转换分析二者的短期关系,从而挖掘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空间格局与演变态势,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律。

  1 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理论分析

  1.1 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

  现有文献对区域创新能力内涵的理解多注重创新的要素构成,侧重于以企业的技术创新为核心、以高校的知识创新为基础、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为保障的结构和对象创新,轻视创新过程和创新环境方面的构筑。本文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入手,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区域依托于内外部的创新环境将创新投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形成创新产出的能力。在考虑知识技术创造与流动的同时,更加关注以要素投入、功能产出、环境支撑为集成的创新能力的形成与转化。

  经济发展水平刻画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对此,很多研究采用人均GDP或其它的单一指标来衡量[10]。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来看,它是由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规模、效益和结构状况等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综合经济实力。触及内容不仅包括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扩张,更加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推进的经济形态的转变。

  1.2 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互动和协调共生

  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耦合发展关系。一些学者用耦合度、协调度或耦合协调度来分析二者的关系[22]。事实上,耦合度是对二者关联影响程度的度量,侧重于过程。其大小取决于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转化、相互溢出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当科技创新成果顺利商业化和产业化,并在产业链之间广泛传播和被有效采纳,而经济发展对创新的需求也能被快速研发和反馈,二者之间才会高度耦合。因而,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只有拥有众多各异的创新主体、紧密互动的政产学研创新网络和持续优良的创新环境的区域,即具有完善创新系统的区域,才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并与之耦合,反之亦然。而协调度是对二者和谐一致状态的度量,侧重于结果。其大小取决于二者步调、速度和方向的一致性程度。区域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且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协同演化的区域,其协调程度才高。相反,如果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果欠好,或者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投入不足,均会导致二者的低度协调。

  区域创新能力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进而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机遇。但由于二者发展速度不同步、发展领域不匹配、发展环节不耦合等问题,常常造成二者脱节。研发投入不足、研发人才缺乏会造成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于区域创新水平;而区域创新主体之间脱节、合作网络不发育、科技成果转化受阻又会造成区域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减弱,使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区域创新能力。只有当二者耦合协调,才能相辅相成,实现双赢。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协调有序与共同发展。

  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由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可知,两者均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有别于多数学者的创新要素视角[23],本文的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是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由创新投入、产出和环境3个维度[21]共19个指标组成;而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是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4个维度共18个指标组成。对于逆向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正向化处理,其余指标皆为同向指标,量度方式选择绝对量和相对量相结合,并按当年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个别指标在研究期内统计口径有所变化,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014年实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之后改成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统计口径不一的数据已进行换算处理。

  2.2 数据采源与处理

  本文以国家、省级和地市级3个尺度分别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5—2014年,鉴于研究期内行政区划的变动,以2014年的行政单位为基础进行调整(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地级层面由于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铜仁市、湖北的潜江市、西藏除拉萨市以外的其他行政区、海南的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琼中苗族黎族自治县、屯昌县和安定县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数据大量缺少,故已剔除。由此,地级层次最终包含335个研究区域,其中城市302个,自治州、地区和盟33个。考虑到研究区域的完整性,4个直辖市既作为省级单元又作为地级单元,同时个别省辖县级市、副地级市也作为地级单元进行统计。为了便于分析,地级尺度研究选取了2005、2010、2014年3个时间节点。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2006—2015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4]、《中国统计年鉴》[2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6]、《中国统计摘要》[2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8]、《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9]部分省份和地市的统计年鉴、2006—2015年各省份及地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So PAT专利检索网站以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查找数据近22 000个,其中时间序列中的个别缺失数据根据增长率推演而得。

  

  2.3 研究方法

  1)综合指数法。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运用加权求和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分别得出研究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不同于其他研究的有所侧重,本文强调系统内各层面之间应该是耦合协调、和谐共生和相辅相成的,因此评价体系的各个维度以及每个维度内的各个基层指标都同等关键,故采用等权重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2)协整检验。协整分析是为了认识一系列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稳定平衡的关系。本文选用Johansen检验法来求证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

  3)耦合度评价模型。耦合在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之间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是对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度量[30]。本文引入该理论,建立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模型,度量二者相互关联的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C值介于0~1之间。C越大,两者之间的共振耦合越好。为创新能力综合水平;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结合实际,将耦合度划分为5个阶段。其中0.0~0.2为高度不耦合阶段;0.2~0.4为不耦合阶段;0.4~0.6为低度耦合阶段;0.6~0.8为中度耦合阶段,0.8~1.0为高度耦合阶段。

  4)协调度评价模型。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30]。有别于耦合度侧重于系统相互影响程度的探究,协调度侧重于这种作用关系紧密配合的程度。故本文引入此模型,用以评判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具体表达式为:

  式中,D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T为反应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协同效应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在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笔者认为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故拟定α=β=0.5。同时根据协调度的大小并参考文献[31],将其划分为10个等级:0<D≤0.1极度失调;0.1<D≤0.2严重失调;0.2<D≤0.3中度失调;0.3<D≤0.4轻度失调;0.4<D≤0.5濒临失调;0.5<D≤0.6勉强协调;0.6<D≤0.7初级协调;0.7<D≤0.8中级协调;0.8<D≤0.9良好协调;0.9<D≤1.0优质协调。

  3 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长期关系检验

  利用2000-2014年中国整体时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原始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都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和二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差分序列都是不具有单位根的平稳序列。皆为一阶单整,满足了协整分析的前提。从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表2),无论是假设1(没有协整关系)还是假设2(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且概率P值小于0.05,说明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这为下一步的耦合协调分析奠定基础。

  4 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尺度耦合协调分析

  4.1 国家尺度

  从时间演变上来看(图1),2005—2014年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是逐步上升的,综合指数由2005年的0.084上升到2014年的0.903,年平均增长0.091,经济发展水平除2008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外,也一直波动上升,但同比增幅小于创新能力的发展。整体上,二者之间的耦合水平较高,2005—2014年耦合度由0.893升至0.989,增幅虽较小,但耦合程度始终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这反映了在国家尺度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联影响的程度较高。随着区域创新能力由滞后于经济发展到超前于经济发展(见图1),二者之间的协调度由2005年的0.369上升到2014年的0.881,以远大于耦合度的发展速度和变化程度保持着平稳增长,协调类型经历由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的转变。虽然2013年以前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在低水平上高度耦合,但二者耦合的效果并不理想,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创新的支撑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产学研各环节之间时有脱节。到2013年,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才得到显著提升(D>0.8)。总体来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正日趋向好。

  

  4.2 省级尺度

  根据前述方法,分别计算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级单元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除内蒙古历经中度耦合到高度耦合的提升以及贵州和青海历经高度耦合到中度耦合的退步以外,其他省份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阶段基本上一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整体耦合水平在10 a间提升不甚明显。内蒙古耦合程度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综合指数由0.079增长到0.136),而贵州和青海耦合程度的减弱则主要是因为其创新能力的发展跟不上经济水平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增幅近2倍,而创新能力没有明显变化)。另外,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省市的耦合度值相对较高,这与这些省市的创新体系相对健全、面向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相对众多密切相关[5]。耦合度的地域差异不很明显,在研究时段内最大耦合度与最小耦合度之差已从0.290降至0.245,绝对差距呈缩减趋势。

  中国省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在研究时段上的数值跨度为0.297~0.805,共涉及7种协调类型,其中以失调型(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为主,2005—2013年失调类型占类型总数的比重始终在50%以上,到2014年方下降至47%。这反映中国大部分省区的经济发展仍过重依赖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创新活动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致使二者的协调程度偏低,进入协调阶段的省份数量有限。2005年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时期的省份仅占30%,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区协调程度较高,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这与上面耦合度的分析也较一致。但从时间演化上来看,云南已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转变,宁夏、新疆、广西等省份已由轻度失调向濒临失调转变,陕西、湖南、重庆等省份已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转变,福建已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江苏已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北京已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转变。到2014年已无中度失调类型的省份,协调总体情况趋向良好。说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初见成效。

  4.3 地市级尺度

  在地市级层面上,由于一些指标数据获取困难,本文首先应用省级指标数据进行连续10 a的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将显著相关的指标合并,并结合指标的代表性挑选可以获得数据的指标。据此,地级层次的创新能力主要用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件/万人)和每万人科技论文数(篇/万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主要用GDP(万元)、人均GDP(元)、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GDP增长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衡量。

  

  图1 2005—2014年中国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演化

  Fig.1 Varia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dex betw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4

  1)耦合协调空间差异分析。对2005、2010、2014年地级层面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2)发现,地级层面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更大的地域差异,且3个时间节点二者的耦合等级普遍偏低,存在高度不耦合、不耦合、低度耦合、中度耦合和高度耦合5种类型,且初期以不耦合类型(高度不耦合和不耦合)为主。2005年不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高达50%左右,说明全国地级层次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较为脱节。经过10 a的发展,2014年高度不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由6.9%降至1.5%,不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由39.1%降至17.9%,低度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则由33.1%升至43.9%,中度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由11.6%升至15.5%,高度耦合类型城市的数量占比由9.3%至21.2%,整体耦合水平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有所提高。耦合度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由2005年的0.995减至2014年的0.850,与省级尺度的趋势变化一致。分析空间特征,高度不耦合、不耦合和低度耦合类型的城市呈现大范围的面状分布,高度耦合类型的城市呈现小规模的碎片状分布。这些呈现碎片化的耦合高值区包括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长沙、广州、西安、成都、贵阳、青岛、深圳、珠海、厦门等71地市及以上城市(内含3个直辖市),除了20个沿海城市,其余全部是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析其原因,多是由于这些城市的经济基础较为发达,注重创新要素的投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契合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而又带动经济发展。目前这些城市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辐射溢出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现已围绕它们初现集聚势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发展的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占据优势,耦合高值区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展,集聚增强,东南沿海地区尤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的集聚态势更为显露,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

  探讨地级层面二者的协调关系(图3),发现协调程度与耦合水平在时间序列演化和空间格局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005—2014年,地级城市的协调度差异由0.770降至0.736,区域差异也呈缩小趋势。2005年协调类型主要有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中级协调7种,以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为主,多数城市创新能力薄弱,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协调等级越高,数量占比越小。协调高值区的架构强化了耦合高值区的空间格局,除了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其余多为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这些城市前期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内外部创新资源而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逐渐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使得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协同演进的程度要远大于其他地区。到2014年,虽仍有近92%的城市处于失调阶段,但失调程度大为改善,严重失调的城市占比已由43.9%降至10.1%。同时协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初级协调型和良好协调型,其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更加明显。这也展露出城市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由失调到协调的演化历程。

  

  图2 2005—2014年中国地级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upling degre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2005—2014

  

  图3 2005—2014年中国地级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2005—2014

  2)耦合协调类型转化及短期关系分析。按本文所述方法,将耦合度以0.4为界,分为不耦合(0<C≤0.4)与耦合(0.4<C≤1.0)两大类;将协调度以0.5为界,分为失调(0<D≤0.5)与协调(0.5<D≤1.0)两大类。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分类两两结合,划分中国城市的耦合协调类型。理论上,共存在不耦合且失调型(类型1)、耦合但失调型(类型2)、不耦合但协调型(类型3)、耦合且协调型(类型4)4种类型。然而2005—2014年,仅存在不耦合且失调型、耦合但失调型、耦合且协调型3种类型城市,不耦合但协调型城市的缺失说明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是其协调重要的充分条件,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不能耦合,则很难协调。为清晰其动态变化的路径,绘制2005—2014年中国城市类型转换的关系图和空间格局图(图4),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类型1和类型2的数量最多,类型4的数量在2005年和2014年分别为8和27,表明只有少数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既耦合又协调。值得注意的是,10 a间耦合协调程度仅有数值量变而未引起类型质变的城市有223个,除了耦合协调程度已良好发展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外,其余多数为来自新疆、青海、甘肃、贵州、黑龙江、吉林、辽宁等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的欠发达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创新基础薄弱,经济与创新互动活力不足、通道不畅加深了地区发展路径依赖的程度。

  

  图4 2005—2014年中国城市类型转换关系和空间格局

  Fig.4 The conversion rel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ities type in China,2005—2014

  依图4可以看到,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总体而言,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越低,类型转变越容易发生,这也说明二者长期来说具有耦合协调的均衡趋势。目前的转换主要还是立足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比如类型1大量减少,转向类型2,而类型2向发展等级最高的类型4的转换则相对较少。从空间布局来看,这些以相对较短时间、较高速度实现等级跨越的城市多是以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发达城市的毗邻城市,说明二者关系也具有溢出效应。由转型路径可知,大多数城市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不是循序渐进,而是跳跃式升级的。长期的均衡关系佐以短期的波动关系,即可清晰两者的相关关系是一种由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初期固然呈现低度耦合协调的状况,但长期以往作用力量逐渐均衡,两者发展逐步稳中向好。

  4.4 各尺度比较分析

  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状况在不同空间尺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说明其具有尺度敏感性。就耦合协调的绝对程度而言,国家整体强于省级,省级强于地级。地域差异在省级尺度上表现得不明显,但在地级尺度上却表现得极为显著。与地级尺度相比,省级尺度在演变过程中的统计特征和分布特征的相对差异都较小,应该是省区内部差异相互抵消造成的。因此对于全局规律的把握,仍有赖于较为精细的地级尺度,大尺度研究掩盖了小尺度地域结构的变化动态。地级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陆大道院士提出的中国宏观区域经济正在形成“沿海-腹地”型大经济合作区[32],已经显现了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的雏形。因此,促进各尺度之间及其内部的区域创新合作并使其带动区域经济合作对进一步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意义深远。

  5 结论与讨论

  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并进,然而现实中二者常常出现脱节不协调的情况。通过分析二者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重点研究了中国不同尺度下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的时序演化与空间格局,并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来看,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动态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区域创新能力并不能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创新主体、高效创新网络、优良创新环境即完善创新系统的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好的耦合协调度,创新驱动战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二者动态关系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虽然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逐步改善的态势,但二者之间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升级已刻不容缓。

  2)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同。相比省级尺度,地级尺度上二者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较大,说明在地级层次内部二者具有更复杂的关系结构。以地级市为单元构建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对提高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会更加有效。

  3)由地市级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类型的转换发现,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短期关系具有跳跃性。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二者耦合协调度较高,且空间格局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集聚特征,但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仍较低。构建市级区域创新体系、增加创新投入、促进省市政用产学研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对接和互动反馈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发挥作用、并在宏观上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版)[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Romer P M.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ong-run growth[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徐辉,刘俊.广东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测度的灰色关联分析[J].地理科学,2012,32(9):1075-1080.

[4]Hasan I,Tucci C L.The innovation-economic growth nexus:Globalevidence[J].Research Policy,2010,39(10):1264-1276.

[5]Li Erling,Yao Fei,Xi Jiaxin et al.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for China's agricul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Illustrated according to agricultural patent case[J].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18,28(1):137-152.

[6]Duan S.Re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based on indicator analysis of Hangzhou and Ningbo[J].Procedia Engineering,2017,174:1244-1251

[7]侯纯光,程钰,任建兰,等.中国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16,35(10):1206-1217.

[8]Huggins R,Thompson P.Network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A spati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ties[J].Environment & Planning A,2017,49(6):1247-1265.

[9]王姣娥,杜德林.东北振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演化及空间分异模式[J].地理科学,2016,36(9):1320-1328.

[10]陈明星,陆大道,刘慧.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J].地理学报,2010,65(12):1443-1453.

[11]付正义,涂建军,李小敏,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2):11-18.

[12]覃一冬.空间集聚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91-2010年[J].金融研究,2013(8):123-135.

[13]曾浩,余瑞祥,左桠菲,等.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5,35(5):25-31.

[14]柯文前,陆玉麒,俞肇元,等.多变量驱动的江苏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J].地理学报,2013,68(6):802-812.

[15]Solow R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q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16]Grossman G M,Helpman E.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8(1):23-44.

[17]Huggins R,Thompson P.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a network theory[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5,45(1):103-128.

[18]王瑾.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J].经济纵横,2003(11):26-28.

[19]Guloglu B,Tekin R B.A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nov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in high-income OECD countries[J].Eurasian Economic Review,2012,2(1):32-47.

[20]Kaneva M,Untura G.Innovation indicators and regional growth in Russia[J].Economic Change & Restructuring,2016,50:1-27.

[21]宋周莺,车姝韵,王姣娥.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演化及其经济带动作用分析[J].地理科学,2016,36(9):1388-1396.

[22]杨武,杨淼.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J].中国科技论坛,2016(3):30-35.

[23]熊曦,魏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新能力评价——以我国10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1):33-38.

[2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4.

[25]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

[2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

[28]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

[29]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

[30]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105-112.

[31]杨友宝,王荣成,曹洪华.东北老工业城市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演变关系研究[J].人文地理,2016,31(1):14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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