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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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

内容摘要: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新阶段  记者:王老师,您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一直在关注西方各国的社运史和经济发展史,这对我们如今的改革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王占阳:最近有人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了,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科学的。虽然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所谓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何处去.[J]或者报纸[N].改革内参:决策版,(34):6-10

正文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新阶段

  记者:王老师,您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一直在关注西方各国的社运史和经济发展史,这对我们如今的改革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王占阳:最近有人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了,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科学的。虽然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所谓“所有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突破,但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所有制改革的相对完成实际还只是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提。西方直接所有制改革完成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在直接所有制基本不动的前提下进行具有普遍幸福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在资本主义工资的基础上增加社会主义工资,二是在直接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我们的改革并不是所有制改革搞完了就结束了。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才刚刚开始。

  记者:王老师,您能否谈一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

  王占阳:大体说来,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阶段。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劳动力市场价值支付资本主义工资,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谈到的“做一天工得一天的公平工资”的口号,实际就是当时的工人阶级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口号。诚然,从剩余价值的理论来看,这种公平工资也还是不公平。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不公平来说,这种公平工资已经是可以令人相对满意的公平工资了。而且,相对于仍然比较低下的生产力来说,这种公平工资也曾经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工资。

  二是初步争取和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阶段。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雇员工资只是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实现,这种工资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如果雇员又获得了高于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工资,这种工资就是社会主义工资。当然,社会主义工资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然实现,而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雇员的必要斗争和相应的分配制度改革才能逐步实现。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工人的“可怕的使人堕落”的居住方式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的劳动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由于这种变化,当恩格斯于1893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德国时,他曾惊奇地发现,同以往相比,许多工人住宅的门面,竟然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形成了实行超出劳动力市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强制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力量又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开始实现了某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立法,这就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开始得以出现。这就是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第二阶段的大致情景。

  记者:这样说来,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自然就是战后阶段了吧?

  王占阳:这个阶段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劲推动下,一方面,雇员工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高度发展,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形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大发展的局面。根据西方幸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作用已经基本上等于零。这就表明,到这时,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已经实现,因而西方分配制度的大改革也就到此结束了。

  记者:王老师,您认为,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启示?

  王占阳:中西方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所有制改革只是初步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没有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不断的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就不能持续扩大,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必然会在其较低阶段陷于停顿或倒退。二是所有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克服封建残余,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成为整个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具基础性的内容。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实际基本上仍然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这就表明,我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仍然处于一种很初级的发展阶段。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实际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现阶段,这项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真正落实普遍幸福主义的财政制度,即实行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导和主体的新阶段。

  我们所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

  记者:如此看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啊。有人提出,我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

  王占阳: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条不同的道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我们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有着较大的选择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确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记者:您的意思是有很多道路是走不通的。

  王占阳:我们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在这四条道路中,有两条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这两条道路,一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重新实行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路线,二是退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重新实行直接公有制占据多数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两条道路之所以已经不值得讨论,一是因为实践已证明它们都行不通,二是因为倒退已经不可能,三是它们已被党中央和大多数人所抛弃,只有少数倒退派仍在坚持之。

  记者:历史发展不可逆转,这一点争议不大。

  王占阳: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向前看。在这个方向上,还有两条我们所熟悉的道路走不通。这两条道路倒是需要予以讨论的。

  一是中国通过重走一遍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行不通。原因在于:第一,时代性质不允许,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而不再是单纯实行早期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继续追求全面实行早期资本主义,实际已经不再是追求现代化,而是在追求近代化,因而这种追求也就过时了。第二,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环境不允许。早期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两极分化,国内市场狭小,因而特别需要广阔的世界市场。但是,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虽然世界市场的容量能够容许中小型国家全面实行早期资本主义,但却绝不可能容许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全面实行早期资本主义。第三,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不容许。全面实行早期资本主义,必须以建立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为前提。但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有两大社会政治力量,一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封建主义力量,中国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或者是与封建主义相结合。而这两种选择也就意味着:在中国,重走一遍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老路,全面实行早期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

  二是重走一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老路也行不通。这条道路也被人们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这条道路也是一种全面两极分化的道路,因而也是世界市场所无力容纳的发展模式。这条道路又是窒息资本主义的道路,因而又是一条必然难以为继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中的封建主义本身就是反现代化的,因而坚持这条道路本身就具有反现代化的性质。这条道路尤使普罗大众遭受着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又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万劫不复的悲惨结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或者是其他某种传统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现代化失败”,实质上就是剥离这种结合关系之失败。所以说,我国要最终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实有效地反封建。

  走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记者:如此看来,也就只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可行了。这跟我们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大的不同,怎么样来理解?

  王占阳:我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主义的精髓,实际就是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与资本主义的效率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相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非常多,而其最明显、最典型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制度,因而也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相结合,这已是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这也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可行性。我将这种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新式社会主义。

  新式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并不在于直接公有制,而在于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新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如今,我们把大笔的财政资金用到了公车、公款吃喝等方面,什么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等,自然也就没钱了。所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现在并不是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实行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核心已经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公共财政。现在的改革攻坚战,实际就是要解决财政资金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核心也正是在于讨论财政社会主义问题。

  记者:那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之中,哪一方面是主导方面呢?

  王占阳:自然是社会主义方面。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三者关系中,封建主义是历史的惰性力量,是轻车熟路。资本主义则既不能形成独立的发展阶段,又不能自动地走向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很容易与封建主义相结合,而不是自动地走向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因而也是更积极的力量。只有这种更积极的力量,才能去主动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并在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抑制和瓦解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同盟关系,从而把整个社会提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的新阶段。所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主导,这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要求,而且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记者:如何认识这条发展道路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相互关系?

  王占阳: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走上这种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力量的自觉主导下,从而创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在这个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力量的自觉主导,通过克服封建残余和早期资本主义弊端的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资本主义效率与社会主义公平相结合,进而实现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步。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这就是坚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反之,则就是偏离或否定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确实是正确的。但因代表前述四种道路的力量的作用和对于改革方向的某些相当普遍的模糊认识,改革也确实在有意无意之中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和破坏。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明确和坚持:中国改革正确的方向,实际只能是走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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