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印媒介技术发展看宋代的文字狱及书禁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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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Prohibition of Books and Press Ban in Song Dynast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Woodblock Printin

内容摘要:宋代版印媒介的高度发育,开启了“印刷交往”的时代并深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加之党争激烈,最终导致了宋代文字狱和书报禁的规模性爆发。综观有宋一代,文字狱和书报禁的泛滥,版印媒介发达是首因,党争是动因,文字狱行之于前,书报禁继之于后,两者则互为因果,颉颃而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信息传播最终达致稳定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版印媒介,宋代,文字狱,书报禁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从版印媒介技术发展看宋代的文字狱及书禁报禁.[J]或者报纸[N].新闻大学,(20183):23-30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字狱自战国秦汉时即有之,是指执政者针对撰著、手抄或刊行的诗文书籍中有意或无意针砭当政者的文字,上纲上线无限放大,最终罗织成狱。以往人们对于宋代文字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书禁报禁的研究,多着眼于政治统治或文学发展层面,而很少从信息传播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来解读这一现象。而事实上,正是宋代版印媒介的高度发达和普及,推动信息传播空前活跃,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交往空间,并推动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走向空前的复杂化,书籍文字竟成为党派斗争的把柄,最终导致了宋代文字狱的勃然兴起和书禁报禁的规模性爆发。

   一、北宋的“右文”政策与刻板印刷业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建立了大宋政权之后,为防止五代十国以来文弱武强、君弱臣强导致的武人祸乱的局面再次出现,致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李焘,2004:394)、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方略。《宋史·文苑传》序亦言“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脱脱等,1985:12997)。宋开国之初致力推行尊孔崇儒之文化战略,修葺孔庙,拜孔子像,并推动儒家经典的刻印传播。继之以大兴科举取士,取士不问家世,广开仕进之路,完善文官制度,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汪洙,1991:1602)的盛况。以文仕进,以文治国,有宋一代尚文习文蔚成风气。蔡襄就曾慨而言之:“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蔡襄,1999:432)这里所说的“文词”,即包括了对儒家先贤学说的阐释,也包括诗文创作。宋代朝野上下都是一个崇尚诗文的时代,“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脱脱等,1985:5033)

   读经之盛和文学风气的倡扬,以及科举仕进的鼓舞,都极大地刺激着社会对印刷书籍的需求。正如有学者所言:“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是宋代图书繁荣的根本保证。”(曹之,2002:53)这就为宋代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刻板印刷术肇始于唐,历经五代的发展,到宋代恰逢其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

   宋代图书印刷的繁荣呈现几条主要的路径:一是官刻。宋太祖很注意搜集典籍,据载太祖一路征战,在荆南、后蜀、金陵等地,凡所到之处皆倾力搜集书籍并运抵汴梁(徐松,2014:2823-2824)。宋建国后官方进一步加大了搜集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力度,多次下诏求书或派官员赴各地搜集书籍,“或给以赏,或赐以官”(丘濬,1995:1198)。对搜集到的书籍,官方及时组织整理刊刻,宋初专门设置秘书省主持图书的收储和整理刊刻,后又设崇文院专掌储藏图书秘籍及缮写校刊所藏典籍,“其雕版数量,以国子监为例,在建国之初,书版不及四千块。到宋真宗亲临国子监视察藏书时,已一跃到十万余块。”(孙永芝,2014:25)国子监不仅掌控编书刻书,还总揽全国的书籍销售。各州学、郡学、军学、县学及相关官署也经常刊刻书籍。历经北宋末年战乱,到南宋建立时,“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脱脱等,1985:5033)

   除了官刻之外,宋代的书籍的私刻也非常发达。所谓私刻即非属中央政府刻书和地方政府刻书,包括了私宅刻书、书坊刻书和寺院、道观刻书等。据宋代魏了翁记载,自从唐末到五代以来开始印书,到了宋代,闽、浙、庸蜀之锓梓遍天下(魏了翁,1987)。从汴京、江苏、杭州、安徽、江西、四川到福建,私刻书籍非常活跃,据考证,北宋时期仅福建建阳麻沙镇有门号可考的书坊就达36家之多(李瑞良,2000:310)。“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建阳在当时甚至有“图书之府”之美誉(朱熹,1991:127),成了全国远近闻名的书籍出版中心。

   宋代雕版印刷业的繁盛,直接推动了书籍的交易和流通,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书籍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正式规模性地登上大众传播的舞台,我们简称为“版印媒介”。此前亦有“版印传媒”的提法,例如学者于兆军论述认为宋代的“版印传媒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传播媒介,促进了宋代图书生产的革命,与以前的手抄传媒相比,印版传媒具有价格低廉、装帧精巧便于携带和阅读以及知识传播更加准确等优势。”与之相应,宋代的书市也异常繁荣,“宋代的书市贸易有文献可考的就有124处之多。”(于兆军,2014:121)我们之所以不用“版印传媒”这个概念,是因为“传媒”这个提法过于笼统,它有时既指“媒体”,亦指“媒介”,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范畴。“关于‘媒体’与‘媒介’,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混同使用,并未作明确的界分。”“我们倾向把‘报社’定义为媒体,把‘报纸’定义为‘媒介’;把‘电台’‘电视台’定义为媒体,把‘收音机’‘电视机’定义为‘媒介’。”(赵振祥,2014:4)“媒体”定义的是传播机构,“媒介”定义的是传播介质,把“媒体”与“媒介”进行区分,有助于对新闻传播领域深层次问题的讨论。

   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兴旺发达,对推动中国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发展意义重大。张元济先生曾经评论宋代雕版印刷之意义时就说:“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结绳既废,漆书竹简而已;笔墨代兴,乃更缣帛。后代蔡伦造纸,史称莫不从用,然书必手写,制为卷轴,事涉繁重,功难广远。越八百余年,而雕版兴。……至南北宋而极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凡国监、官廨、公库、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张元济,2009:9)陈寅恪先生亦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2001:277)这些成就与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应用是分不开的。宋代版印媒介技术已达相当成熟之地步,印刷的速度和质量都大幅提升。据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考证:“可以确认,至迟到北宋中期仁宗的时代,同时代的信息已经开始通过印刷媒体的刊载而传播到四方。”他考证认为《欧阳修全集·奏议集》中提到的《宋文》二十卷,就是同时代人的文章被印刷媒体刊载的确凿事例(内山精也,2005:249)。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对整个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革命性的推动。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应用直接促成了文化领域的两大变化:一是编纂和著述的海量增长,宋代文人们不但著书立说的热情空前高涨,并且热衷编著,编前人的书、编自己的书、编总集、编别集;二是书籍的“多且易致”,使得书籍这一媒介广泛普及,并带动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下庶人”,打破了王公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也打破了上层社会对思想的垄断。当然媒介传播环境的这一剧变,从文化层面到政治层面都对宋代的封建统治带来巨大的冲击,并直接引发了宋代文字狱和书禁报禁的规模性爆发。内山精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考证认为“从至和二年到熙宁末年的大约二十年间,出版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确认,在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围绕士大夫言论的传媒环境有了前所未见的显著变化。特别像苏轼那样的士大夫,处在时代潮流的中心位置,经常在周围的关注目光之中展开文艺活动,传媒环境的变化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快捷。当时的御史台说苏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并不仅仅是为突出苏轼罪状的言过其实之词。”(内山精也,2005:251-252)在这种新的传播环境下,过去文人们一直认为可以用于兴观群怨的诗文,由于书报的广泛传播而让统治者变得不堪忍受,因此文字狱和书报禁的兴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文字狱在宋代的勃兴

   随着有宋一代“抑武”“右文”政策的实施以及科举仕进的全面铺开,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亦迅速崛起,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形成文人治政的局面:“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柳诒徵,1947:223)而宋代统治者奉持的“议论相搅”的平衡政治生态策略,纵使持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士大夫政治集团共处朝堂,互相制衡,致使宋立国不久就不断出现党争局面,如庆历党争、新旧党争等,士大夫集团互相倾轧,纷争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宋代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而宋代朋党斗争中最惯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把柄,就是雕版印刷各类书籍的广泛传播,并由此而引发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的大幕。宋以前也偶有文字狱出现,按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言:汉代“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斫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罗大经,2012:115)。至隋唐时期文字狱略有所增多,像唐玄宗时的李泌诗案、唐德宗时的成辅端诗案都具备了文字狱的基本形态。但进入宋代,文字狱勃然大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牵连的规模上都远远超出了前代。

   宋代文字狱和明清两代不同。明代的文字狱大抵以维护皇权为目的,而清代的文字狱不仅是维护皇权,还包括了异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清洗:“清朝是满族以民族征服战争的方式入主中原施行对全国的统治的,因而对于中原汉族中普遍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思潮特别敏感,就采取极端严酷的措施来对待文字,企图以高压手段来震慑全国,巩固政权。这是最早发生文字狱的动因。”(郭绍林,1995:28)而宋代的文字狱主因多是起于党争,起于朝廷各派系的政治斗争,像庆历新政的反对者们借王益柔酒后戏作《傲歌》罗致的“进奏院案”,将范仲淹等一干新政人物悉数逐出朝堂;王安石的“淮南杂说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苏轼的“乌台诗案”、南宋的“曲端诗案”、“刻朱熹《感兴》诗案”、“江湖诗案”等大案无不是因党争而起,并以清除异己为目标,指鹿为马,党同伐异。宰相范纯仁就曾明辩朋党之害:“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脱脱等,1985:10288)有些文字狱是起于私怨告讦,继而被党争借题发挥而铸成大狱,如蔡确的“车盖亭诗案”,系因蔡确早年师从吴处厚学赋,后蔡官至宰辅,吴欲攀附蔡确,被蔡拒绝。后蔡确被贬陈州、亳州、安州等地,作诗《夏日登车盖亭》十首舒怀,遂被吴处厚等人告发,铸成狱案,牵连现任宰相范纯仁等十多位重量级朝官遭到罢黜,这是元祐党仿新党制造“乌台诗案”的手段,对新党成功发动的一次沉重打击。绍圣间,新党重新上台,复又构造了“常安民书信案”打击元祐党。就这样反复倾轧,层叠而上,使得政风日下,国力渐疲,党争成为推动宋代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宋代的文字狱勃然而兴的原因,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的,雕版印刷这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私编私刻书报的风行,“在客观上打破了皇室对知识的垄断,促进了知识自上而下的流动,也动摇了帝国的意识形态”(李雨峰,2006:19)。雕版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直接刺激诗文创作和编书著述活动空前活跃,社会思想和文化传播亦呈高度活跃状态,这让封建统治阶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宋代很多文字狱和书报禁的启动包括所罗织的罪名,都与所禁书报的广泛流布、广为传诵相关,像权臣秦桧于绍兴八年迫害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铨反对议和的疏奏被刻版印刷广为传之,一时洛阳纸贵,“金人募其书千金”(杨乾坤,1999:192-194)。再如宋徽宗时荒于朝政,常常微服简从出游。此事被权臣蔡京在一次谢恩表中泄露,并被邸报全文刊出,结果“传之四方,使舆论大哗”,太庙斋郎方轸遂上书参劾蔡京,却不想徽宗竟然将奏疏送蔡京过目,蔡京怒火中烧,请将方轸下狱,结果方轸被流放岭南(杨乾坤,1999:224)。至于宋代党争引发的历次书禁,亦多与盗版私印有关,如宣和五年七月,诏毁苏轼、司马光文集版,就是因为中书省上书称福建民间有私印和收藏苏轼、司马光文集者(沈松勤,1998:172)。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禁毁诗文的私刻印刷和广为传播,又反过来加重了罪案的成立。这一点从“乌台诗案”中体现得最为典型。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起于苏轼的一纸“谢表”:(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结果被主张变法的一派抓为把柄,台谏李定、御史舒亶等遂向神宗告发。御史舒亶上书称“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概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把苏轼印行的三卷诗呈上御览。御史何正臣亦上言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结果神宗一怒之下,下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李焘,2004:7266)。从舒亶开列的“罪状”可以看出,反对派们抓住参奏的把柄不仅是因为苏轼上谢表中有“讥切时事”,诋毁变法,更重要的是印刷的诗文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传播中外”,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皇帝乐于接受诤谏也是有条件的,即这些批评应该是直接说给皇帝听的,而一旦广播天下性质就变了,成了不折不扣的“诋谤”,而造成这广播天下恶劣影响的原因则是“小则镂板,大则刻石”,说到底是版印媒介发达惹的祸。朝廷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一方面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另一方面则对苏轼的诗文集雷厉风行地开展了查禁工作。不过社会的叛逆情绪自古皆然,苏轼的诗文集是愈禁愈奇,愈禁愈烈:“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朱弁,2002:204-205)。当时一般的书坊不敢再印苏轼的诗文集,把印板都毁掉了,但有贵戚家靠着后台,仍在私印售卖苏轼诗文集,结果是物以稀为贵,以至到了“率黄金斤易坡文十,盖其禁愈急,其文愈贵也”的地步(杨万里,2006:259)。

   另一起比较典型的文字狱是南宋时期发生的“江湖诗案”,当时临安刻印和售卖书籍非常兴隆,其中以书商陈起在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经营的书籍铺“芸居楼”最为著名,所刻之书种类丰富,流布甚远,其中以唐朝和宋代本朝作者的诗文小集最多。该书籍铺曾经刊印过《江湖集》,主要收集当时南宋的江湖诗派作品。就是这本《江湖集》引发了一场牵连广泛的文字狱。周密《刘东野语》对这起文字狱述之颇详:“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扳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曰:‘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免焉。”(叶德辉,2008:45-50)总之,这起文字狱起于刊刻诗集,被言官李知孝和掌管朝政的史弥远罗织放大,终成大狱,作诗的、编书的、包括刻书的陈起全部受到牵连处置,芸居楼书铺也就此衰落下去。而另外据史籍记述,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但“劈《江湖集》版”,“宗之坐流配”,弄得“芸居楼”肆毁人亡,而且从此“诏禁士大夫作诗”(纪昀,1999:1018),直到绍定癸巳史弥远死了才解开诗禁,这可以说是有宋一代文字狱的登峰之作了。

   三、因文而废书——宋代书报的“六禁”

   传播和保密从一开始就是一对共生性矛盾。但在印刷机技术尚未出现的小众传播时代,传播与保密的矛盾并不是很强烈。而在印刷机技术出现以后,书报实现了批量复制和覆盖性传播,信息传播的在途时间亦大大缩减,因而它对信息保密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较之宋以前各个朝代,宋代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字涉狱的范围空前广泛,不仅有因诗文涉狱的,也有因私人修史、私人札记、私人书信涉狱的。这与宋代这些私人著述的批量刻印和广为传播有重要的关系。版印媒介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让宋代的统治者深知其“害”又疲于应对。从有宋一代看,书报的泛滥从两大方面直接触犯到了朝廷的利益:一是谤议朝政,二是漏泄朝闻,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军事安全和皇权的安全。而宋朝的统治者们能够想到的用于打击书报泛滥的手段亦简单而粗暴:一是书报禁,二是文字狱。“禁”“狱”并行,双棒齐舞,到后期愈演愈烈,并呈现明显的扩大化倾向,书报禁开始向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相关领域全面拓展,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一系列生产和传播活动都受到管制、问责和惩治,包括私作、私编、私刻、私下交易,私藏,私下传习等等都在禁止之列,宋朝统治者从对版印媒介内容的管制走向了全方位的信息管制。

   首先是从诗文的写作源头加以规制。上文所述因“江湖诗案”而下诏禁止士大夫做诗即是一例,是典型的因书禁而废文,亦是最严刻的文化管制。事实上,这种禁文政策在宋徽宗禁毁元祐学术时就已开先河。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叶梦得,1941:89-90)宋统治者们视文人们“作诗”是对“经术”的侵害,并重点对“士大夫”阶层加以规制,从书禁上溯为文禁,其目的无疑是意在钳制社会智识阶层的言论和思想。

   除了限制诗文写作,宋代统治者还对私采私撰私编国史和朝廷资讯的行为加以规制。宋代的进士科,前期主要以诗赋取士,后王安石变法改以时务策一道,遂成永制(何忠礼,1990:123)。由于常取本朝故事发为策问,这种考试的政策导向直接促成了编写和私刻当代史的泛滥。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有像宋代那样多的当代史”,而当代史编刻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史作为场屋用书深受广大士人青睐之故”,因为“宋自熙宁变法以来,在礼闱到殿前的策试中,常以国史内容发为问目”(何忠礼,1990:128)。这种私编私刻当代史的行为很快成为朝廷严行查禁的对象。北宋哲宗元祐五年,礼部上书称:“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徐松,2014:8304)南宋宁宗嘉泰二年二月癸巳亦明令禁行私史:“近岁私史益多,郡国皆锓本,人竞传之。至是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请取李焘《续通鉴长编》、王偁《东都事略》、熊克《九朝通略》、李(内)(丙)《丁未录》及语录、家传等书,下史官考订,或有裨于公议,即乞(有)(存)留,不许刊行。自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佚名,1995:125-126)当时私刻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情况,不仅私编私刻当代史,还有私刻各类诗文集等等。而这些私刻大多属盗印,像苏轼、黄庭坚、司马光、朱熹、洪迈等人的诗文集大都遭遇过盗印。这些私人盗印的书籍质量也很差,错讹颇多,苏轼就痛斥盗印其诗文集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1986:1574)。更可笑者是洪迈的《容斋随笔》被盗印成《甚斋随笔》,并被贵人买入宫中,得皇帝御览一事,令人忍俊不禁(洪迈,1978:215)。为了强化对民间出版的管制,宋代各朝亦多有诏令对私刻书籍进行内容审查者,如仁宗天圣五年二月,中书门下上书称北戎与宋朝和好以来,官商往来频密,“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仁宗遂下诏令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须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徐松,2014:8378-8379)另有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左修职郎赵公传、两浙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等上书描述当时私刻之乱象,有各路书坊将“曲学邪说不中程之文”私刻印行的,有私刻印行司马温公《记闻》“妄借名字,售其私说”的,有“收拾诡僻之辞,托名前辈,辄自刊行”的,为此朝廷专门下令禁止私刻,诏“将不合开板文字并行毁弃”(佚名,2009:701)。

   宋代不但私编私刻泛滥,书籍的交易买卖也异常活跃。印刷术的普及使宋代的书报印刷成本降低,产量剧增,装帧也日趋规整精美,便于携带和运输。由于社会需求旺盛,除官刻之外,一些私人书坊不仅编书刻书,也坐地进行图书交易,有些书坊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成了图书交易中心。像南宋福建建宁府的麻沙、崇化两地,由于集中了很多有名的书坊,加之建本书籍质量好、价格便宜,很有市场,很多外地书贩都到这里来批发书籍,建本书籍“得以北销临安、开封、洛阳、鄂州(武昌),南下福州、泉州,经海船行销日本、高丽、暹罗”(郑士德,2009:174)。当然这些书坊书市中也有大量盗版书籍在刻印和交易,包括建阳麻沙镇,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的著作就曾经被发现在这里遭盗版和交易,让朱熹也感到很无奈,只有“太息而已”(朱熹,2002:2529)。盗版书籍的刻印贩卖不仅是侵害著作者权益和质量低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导致朝廷一些公务事宜外泄于民间,甚至外泄于外邦,直接危害到国家和皇权的安全。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就曾经上书要求对私刻贩卖文集的行为进行查禁:“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恳请皇帝下旨,“访求版本焚毁,及止绝书铺,”对“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欧阳修,2001:1637-1638)。宋徽宗大观二年,徽宗称“访问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遂下旨对各雕印书铺书籍严加看验,如有私藏贩运出界者以铜钱法出界罪论处(徐松,2014:8309)。

   除了禁止刊刻交易外,对违禁书籍禁止收藏和传习也是宋代书禁的重要内容。据载崇宁元年蔡京居宰相之位时,因忌惮士大夫诗文讥讽自己的恶行,就曾经以崇奉新法为名,下令禁止私藏相关诗文书籍,包括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佚名,1985:46)不但禁止私藏违禁书籍,而且明令不得传习,像宋徽宗政和四年有臣下奏请“凡非先圣贤之书若元祐学术政事害于教者悉勿习”,徽宗遂“诏立赏钱一百贯告捉,仍拘板毁弃”(徐松,2014:8317)。可以说是从源和流两方面对违禁书籍进行了全面清理。

   在书禁之外,宋代还对“状报”“小报”加强了管理。所谓状报系由各地驻京的进奏院编辑印行的官方简报。宋代由于印刷技术的发达,状报的印行量大增,为了加强管理,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朝廷统一设置“都进奏院”,并统一任命进奏官,每个进奏官兼管数个州,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宋真宗咸平二年朝廷对邸报亦即状报的印行进一步实行了定本制度,按《宋史·刘奉世传》记载,进奏院编辑好送枢密院审查定本,然后才能“传之四方”,无论内容还是印行数量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得擅自增减(脱脱等,1985:10389)。

   在对官方印行的状报加强规范管理之外,朝廷对另外一类小报出版物则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理。所谓小报不同于“状报”,后者是由官方刊印发行、传播官方消息的印刷品,小报则是专门刊载传播朝廷内部小道消息的印刷品。这些小报实际是各地方行政当局驻京办事的邸吏们私印的报纸,各地驻京的进奏院在“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的同时,有些紧俏的消息“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脱脱等,1985:10389)。宋代的小报很发达,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围绕这些“小报”有一批专门刺探政府“情报”的人员,分别称为内探(刺探大内的新闻)、省探(专门刺探尚书、中书、门下等中央一级机关的消息)和衙探(专门负责寺、监、司等政府衙门的消息)。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中有明确记载:“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赵升,2007:88-89)这些小报专门就朝堂内部事务尤其是官吏任免等消息进行捕风捉影的刊发报道,这些小报传播极快极广,绍熙四年有臣僚奏称“乞申明有司,严行约束,应妄传小报,许人告首。根究得实,断罪追赏,务在必行”;“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变也。”(徐松,2014:8354)小报既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它对社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朝廷就不可能任其置之法外,宋代也出现了多次查禁小报的案例。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朝廷下诏整顿小报市场,要求对撰造印刷“无根之语”、“转播中外,骇惑听闻”小报之人,一旦查实,“当重决配”(徐松,2014:8351)。淳熙十六年再次下诏:“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徐松,2014:8352)此前比较著名的还有大观四年,有小报伪造刊发徽宗斥蔡京之诏书,心遂民意却事属假托,引发朝野震动,朝廷遂下令严查而不果。不过禁归禁,由于市场需求巨大,宋代的小报刊刻传播一直未曾禁绝过。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说过:“人们很容易忘记媒介对交往关系的积极介入会达到何种程度。”(马克·波斯特,2001:19)进入宋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书报获得了井喷式发展,由此开创的“印刷交往”推动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它对宋代社会交往关系的介入是全面而深刻的,尤其在公共交往层面,它给皇权的维系、社会的管理甚至国际关系都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宋代的文字狱和书禁报禁的兴起也就应运而生了。北宋时期文字狱多发生在中后期,而书禁报禁也多发于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据学者林平统计,北宋太祖至太宗朝禁书不少于6次,真宗至英宗朝不少于22次,北宋神宗至南宋高宗朝禁书不少于63次之多,“宋代大量的禁书诏令和案件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林平,2007:57)。有宋一代,文字狱与书禁报禁相颉颃:“揆之两宋,禁书于文字狱或成于前,或起于后,或同时并发,其关系也呈现出为因、为果、互为因果的多样变化。大体而论,北宋书禁多晚于文字狱,是因人而废书;南宋书禁多早于文字狱,是因书而祸人。”(胡四川,2008:79)而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在印刷业刚刚起步的北宋初期,书报的印行对公共交往的介入尚未深入,加之北宋初期实施的“右文”政策,社会对言论的管理还比较宽松,因此早期的文字狱和书报禁是比较少的。后来随着书报的泛滥和党争的激烈,文字狱先起而继之以书禁报禁,大兴于北宋中后期和整个南宋。文字狱和书报禁二者在早期似有先因后果之关系,但发展至后来,则并行而用之。综观宋代的文字狱和书报禁的发展过程,媒介技术发达是首因,党争是动因,文字狱和书禁是手段,控制信息传播是目标,而稳定封建皇权统治则是最终目的:“宋代统治者不仅继承南北朝和隋唐的传统,禁止那些直接危害统治的天文谶纬书,而且,也禁止与现行政策存在矛盾的个人文集以及过于真实的、可能会影响朝政的私史,进一步扩大了禁书的范围。”(陈正宏、谈蓓芳,2004:111)北宋初期至中期的文字狱和书报禁系起于书报的泛滥和党争所推动,但后世竟泛化为封建统治的惯性行为,而且多发于一个朝代的初期和末期,如北宋末至南宋乃至于后世明清两代,莫不如此。因为这一时期往往是封建统治不稳、社会思想最为波动、信息传播最混乱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皇权统治,大力推动书禁报禁也是必然的反应了。

   注释: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②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汪洙.神童诗,载:蒙学全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④蔡襄.蔡襄全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⑤曹之.略论宋代图书事业的繁荣及其原因[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6),第53页.

   ⑥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⑦丘濬.大学衍义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⑧孙永芝.两宋出版管理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

   ⑨魏了翁.鹤山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⑩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A].载[宋]祝穆.方舆胜览[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于兆军.版印传媒与两宋文学的传播与嬗变[D].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

   (13)赵振祥等.媒体关系管理——理论与实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1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8)——宝礼堂宋本书录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A].金铭馆丛稿二编[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1.

   (16)[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7.

   (18)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篇·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9)郭绍林.论唐代文字狱的酝酿[J].唐都学刊,1995(1),第25-28页.

   (20)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21)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22)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3)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4)曾枣庄,刘琳等.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5)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6)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27)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

   (28)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J].历史研究,1990(5),第123页.

   (29)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0)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2)佚名.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3)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4)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6)佚名.靖康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7)脱脱等.宋史·刘奉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赵升.朝野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9)[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晔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0)林平.宋代禁书分期述略[J].中华文化论坛,2007(1),第57页.

   (41)胡四川.宋代文字狱成因浅探[J].安康学院学报,2008(2),第79页.

   (42)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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