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代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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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上海近代书业技术革新多元因素考察

英文标题:How Was Woodblock Printing Replac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the Technical Improvement of Mo

内容摘要:在上海近代书业的变革与演进中,并不存在一个“雕版—石印—铅印”的线性发展脉络,而是中国传统印刷方式与舶来的西式印刷技术在一片空白基础上展开的反复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完善的西式石印和铅印技术逐渐臻于成熟,并根据市场细分,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传教士印刷和洋商出版是上海近代书业发展的引领者,而华资书局则是变革的体现者与成就者。三者共同造就了上海近代书业印刷技术“铸在刻先”“石以代刻”和“石铸并行”三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上海近代书业,铸在刻先,石以代刻,石铸并行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何以代刻?.[J]或者报纸[N].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3):72-83

正文内容

   书业是一个产业。所谓产业,按照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进行同类生产(或提供同类服务)的企业(单位)的集合体”①。上海近代书业技术的革新与升级,并不是简单的赢者通吃,线性发展,而是技术成熟度、生产目的多元化和市场需求变革与细分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梳理上海近代书业各项印刷技术发展的历程,考察在这场产业革新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哪些群体起到了怎样的推动的作用。

   一、铸先于刻(19世纪40—60年代)

   书籍的生产分为编辑、印刷和流通三个环节,传统书局往往三者兼备。如果讲狭义的书业,所指当为三者的综合体;而如果广义之,则三者存一即可。那么,上海开埠之前是否存在书业呢?严格意义上讲,仅有书籍的销售业。开埠之前的沪上不过东南小城,部分书店从苏杭等地的雕版书局购书前来贩卖,是一个承售地,少刊刻梓行,而没有自己的书籍生产,“书店寥寥三四家,如四牌楼、大东门等淞韵堂、文政堂。销者私塾用四书五经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描红簿》,其外则医卜星相等书”②。

   此即为李伯重所言明清江南印刷出版业“外向化”的趋势,纸张等原材料自江西、福建等地输入,而书籍成品则向外埠输出③。究其原因,明清印刷出版业的核心资源是藏书,所以印刷出版中心城市往往也是藏书家与藏书楼的富集之地,清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鉴别》中认为:“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则称:“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近代以前,上海并无足够的藏书资源,故而也就难以支撑起书业的发展,甚至名局大号也少有在上海设店分销,所以此时的上海书业,不如确言之为书店业,在江南书业的格局中不过是一片边缘地带。

   上海书业的转机发端于太平天国战乱之际,原苏州太湖洞庭东山席家世业书坊,在苏州、松江、青浦等处开设扫叶山房,江南闻名,然而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与清军鏖战苏松间,扫叶山房在战火中损失很大,“有清本而毁于粤匪之乱,学者惜之”④。为了躲避战乱,扫叶山房“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板印刷所于东唐家弄”⑤。

   值得注意的是,扫叶山房并不仅仅是在上海开设书局(有南、北号两处),更是将一部分印刷生产也搬到了沪上。这也标志着原来江南各地的著名书局开始在上海布局产业。原本这仅仅是出于分散产业风险的无奈之举,但是在战后,却发觉是一记投资蓝海的妙棋。彼时上海商机汇聚,且治安平靖,故江南各书局大量来沪,“同治甲子,苏城归复。时正上海海舶初通,商业蒸蒸日上,我同业初作避地计者,至是而竟久居焉。自后各省之业我业者,亦贩运来上海。于是上海书业遂独盛”⑥。这些代表性的商号还有“厥苏州浦氏之绿荫堂亦分设分店文瑞楼来沪,如湖州吴氏之醉六堂、常熟鲍氏之挹芳阁、宁波之文玉山房及黄氏之千倾堂。该堂自光绪初年开盘,归宁波鲍氏楼下开设。均随至来沪营业。从前之法租马路,李氏开设还读楼,凌氏开设万选楼,黄氏开设读味楼。邑庙内,卫氏开的翼化堂善书佛经书店”⑦。江南名局及其版刻力量进驻上海,已经步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那么,他们是上海近代书业的拓荒者么?早在二十年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就已经把西式印刷技术带到了刚刚开埠的上海。

   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随即入沪,于1846年创建墨海书馆,主要使用牛作动力的铅活字印刷机,这让王韬等中国文人见之惊诧不已。墨海书馆铅印作品主要为以《圣经》为代表的宗教书籍以及与王韬、李善兰、蒋敦复等秉笔华士合作翻译的西学著作,同时亦将石印机带到了上海,但印刷品并不多,已知的近有《祈祷式文》(1844)、《耶稣降世传》(1846)和《马太福音注》(1846)⑧。

   如果说在整个中国出版业的版图上,来华传教士们正在进行着“铸以代刻”的努力的话,而在上海,则呈现出一种“铸先于刻”的情形。那么,墨海书馆的出现,是否说明上海开埠之初就已经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书业,甚至近代书业呢?

   墨海书馆并不是一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出版机构。麦都思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几位前辈马礼逊、米怜一样,份属新教伦敦会。墨海书馆的前身就是马礼逊在伦敦会资助下于巴达维亚创办的印刷所,所以墨海书馆的一些重大的管理行为要上报伦敦会议决,如伟烈亚力就曾因为薪水问题和麦都思在伦敦会打过笔墨官司。

   墨海书馆虽然也会有一部分西学书籍面向中国人出售以及为中国商人承印印刷品,但是其核心业务是为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印刷中文版的《圣经》,墨海书馆的滚筒印刷机、金属小活字和部分印刷职员的薪水都是该会提供的,而所印刷的《圣经》也会销售给圣书公会,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服务。圣书公会和墨海书馆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虽然前者有购买《圣经》之事,但很难说这是商业行为,更像是一种多元化的资助方式。

   当圣书公会停止印刷《圣经》之后,墨海书馆的业务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麦都思的继任者伟烈亚力并没有试图开展新业务挽救书馆,而其他几位译书传教士也纷纷离开上海,留在上海的慕威廉也认为译书出版对开拓福音并没有什么效果⑨。所以当1860年宁波的美华书馆迁往上海之后,墨海书馆也就随之关闭。

   要之,墨海书馆的印刷实践是一种以服务传教为旨归的文化事业,并非以赚取利润、扩大资本为目的的产业行为。而1873年法国传教士成立土山湾印书馆目的也是为了教会土山湾孤儿院孤儿谋生技能为主,并为江南传教做记录与宣传工作,亦不为谋利。傅兰雅1876年创刊了中国第一部科普期刊《格致汇编》更是无法收回成本,“按月编印,工资取诸自备,收回售价,庶能补不甚亏。奈同事之供给膏火,时有所需,图版之购于外国,价值甚昂,日计月核,常有入不敷出之虞”⑩。

   传教士印刷书籍虽然也有部分销售,但总体上来说经济利益并非其主要目的,所以缺乏持续革新技术、改组管理制度和培育市场的动力。他们是近代最早在上海从事印刷的一批人,但是却并没有为上海形成书业。甚至也正是因为他们在商业上的不成功,当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战乱后,江南各书局开始进入上海开拓业务,上海书业成型之时,所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非传教士所使用的铅活字印刷技术。

   二、石以代刻(19世纪70—80年代)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传教士引进的铅活字印刷技术并没有在上海替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那么完成这个任务,实现书业技术升级的则是同样由西方舶来的石印技术。虽然麦都思甫到上海,就已经开展了石印活动,但是由于照相石印技术尚未发明,他可能使用的是比较原始的转写纸甚至反写制版,印制自然难得精美,所以很快就放弃。真正在上海开展照相石印的则是土山湾的法国传教士们。

   摄影技术发明于1839年,二十年后由奥司旁(John W.Osborne)成功应用于石印。法国传教士翁寿祺1859年来华,1874年调至土山湾,为当时上海少数精通照相技术之人,1876年接掌印书馆之后,利用其长,开展照相石印印刷,华人邱子昂为助手。该馆主要印刷“江南本省传教之事务,或新闻专为神父们阅者……中西圣学、文学之书”(11),可见其目的主要为传教服务,不为商业获利。土山湾印书馆培养了一批石印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上海各石印书局技工的重要来源。

   1878年,隶属于《申报》馆系统的点石斋书局成立,曾短期邀请邱子昂为技术指导,看重的就是他既通照相又知石印的本领。《申报》曾布点石斋告白曰:

   本馆近从外洋购取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付于点石斋中。延请名师监印,凡字之波折,画之皴染,皆与原本不爽毫厘。兹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用电气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计中国白纸楹联隶书行书或七言或八言者,每付楹联价洋二角,其用外国笺纸者,亦相同。朱砂笺隶书金字四言对可作新岁门联者,每付价洋一角五分。描金笺琴条,每堂四张,价洋四角。皆装裱齐全,牋纸工整。诸君欲广眼界者,请即向本馆账房或向送申报人购取均可,此布。(12)

   点石斋初创时主要业务为楹联、碑帖及名画等传统书画作品的翻印,自1879年年初石印《鸿雪因缘图记》大卖之后,才开始真正走向了石印书籍出版的道路,并在1882年因《康熙字典》而获利甚巨。姚公鹤说:“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1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点石斋出版的书籍除了自销外,还大量售与其他书局转卖,如点石斋在《申报》1882年6月28日告白称:“本斋所印之多宝船时文现已尽数售与六合堂主人,每部定价若干,现在上海及各外埠,出售处另开在后,此布。”(14)数日后,六合堂在《申报》1882年7月3日刊登启事称“新印缩本增选多宝船时文出售”(15)。而《申报》1880年4月8日上的“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告白明确说明代客石印的业务(16)。

   这也就是说,很多华资书局并没有亲自介入到新式书业中,只不过见点石斋石印的书籍销路甚好,故而承销其产品而已,并没有下定决心购置新式印刷机,开展石印书业生产。

   此外,石印生产并不等于石印书业。很多华资企业,最早开展的石印业务和点石斋一样,都是以石印复制书画,如醉经堂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六日(1882年5月22日)发布“照印砖塔铭出售”告白一则:

   本坊现有三块本初拓砖塔铭一帖,系用照相法照出,较原本缩小三分之二。此帖外间绝少,定实价五元,惟照印不多,远近诸君如蒙赐顾,请早至维扬辕门桥大街醉经堂书坊面议可也,此布。(17)

   可见,不管醉经堂是否拥有石印机,是自印还是委托点石斋印刷,其所开展的都不是书籍生产,更像是照相馆开展的副业,如恒泰钟表号在《申报》1882年6月14日上的“照相并石印书画报名”的告白已表明其已开始石印生产及教学,其词曰:“专照书画并石上印字等法,精工无比。倘有贵商欲做此业,请来面谈可也。兼授照相镀金精法,约期包成。”(18)

   当时上海照相馆主要使用湿版摄影法进行拍照,以火棉胶作为制作感光乳的主要配料,在暗房中将玻璃底片晒至胶片上。而进行石印不过是再增加圈墨、落石、版面处理等工艺就可以得到石印的印版。所以上海照相馆拓展照相石印业务毫无技术难度。只是照相多为摄影师个人的手艺,复制少量书画难度不大,而进行大规模的书籍生产则力有不逮,所以“照印不多”的上海照相馆也没法改变上海书业格局。

   此外,《申报》馆的主业是铅活字印刷报刊,在印报之余,也利用空闲活字印刷一些中国传统典籍。与依托各地藏书楼与藏书家的华资书局相比,《申报》馆另辟蹊径,在《申报》上多次刊登告白,求征善本。排印之后,也在各期《申报》广而告之,告白售卖。然而与对待石印的态度一样,众多华资书局也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对此新技术进行尝试,他们向新式书业转型,还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早期铅活字印刷铅字数量有限,而古籍字量巨大,异体字为数众多。铅字排印古籍如《申报》馆扁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只得替换拼凑,很难体现文本原貌,所以版本难称美善。这也让注重版本质量的华资书局难以接受。

   其二,投资成本较高。雕版印刷设备比较简单,所有的工具一名印工随身就可以带走,而机械化大生产的西式印刷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设备与机械(19)。催动这些机械也需要强劲的动力,不能像墨海书馆那样的非商业印刷仅仅用牛来驱动,而要利用蒸汽机。这些形体庞大的机械不是一般的民居或商房就可以容纳的,需另建高屋大舍。上述投资成本和技术成本往往令华资书局望而却步。

   其三,铅石印刷是与雕版完全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检字组版、印刷调墨、照相落石等环节非常具有专业性。在没有足够合格技工的情况下,华资书局也不敢轻易介入行业。

   故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虽然有《申报》馆的铅印生产和点石斋的石印生产,两者并不能构成新式的书籍产业。从整个上海书籍市场来说,华资书局还是泾渭分明地坚持雕版印刷方式。

   其实,上揭三条除了第一条外也是华资书局止步石印书业的原因。从技术上讲,照相石印可以解决第一条的问题,而第二、三条则需要足够的资本就可以扫清障碍。所以,上海雕版书业向新技术转变的第一个领域是石印,而开拓者不是传统华资书局的局东,而是于出版业虽是外行,但是资本雄厚的买办商人徐润。

   1882年,广东商人徐润与“从弟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其行以点石斋为样本,“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20)。

   这里面的关键之语是“建厂购机”四字。在徐润之前,上海开展石印业务的照相馆多是手工作坊,生产效率很差,资本也不多,无力扩大生产面积,购置相应设备。而徐润是当时著名的买办商人,其在1883年时以股票形式在各家近代公司企业中的投资总额已高达白银120余万两(21),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铅石印刷的机器,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显示徐润的石印技工聘自何处,但其为著名买办,在洋商中关系甚多,或可邀请外国技工操作,而且土山湾印书馆也开办五六年,除邱子昂外,当另有部分成熟技工,可以供其聘用。

   自1883年3月7日,同文书局在《申报》上刊登最早一期告白(22),到同年6月27日刊登“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告白随附小启,完成正式的开业告白(23)。徐润以资本家的眼光进入石印书业,绝不是照相馆摄影师那样的小打小闹,而是大规模投资,一上来就占据行业高地。他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24)。

   先不说印制的精良程度,就看着动辄“数十万”的印刷规模,这都不是一般出版商可以投资到的事情。同时,为了全面产业布局,徐润还开办了铅印书局广百宋斋,也在业界颇具知名度,《民国上海县志》记徐润:“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

   然而在徐润进入新式印刷出版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华资出版机构对使用新式印刷技术还持观望态度。在其后的四五年的时间里,《申报》上只见有书局转售同文书局的石印书籍,却不见有新的华人石印书局开张,如下表:

  

   其中文海堂明确说明“雕版为主”,其他书局虽无此言,但主要分销同文书局石印书籍,也说明他们对新式印刷技术依然观望。

   所以,19世纪80年代早期,上海书业的格局呈三足鼎立之势:部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教士印刷机构,如土山湾印书馆、美华书局;《申报》馆、点石斋、同文书局、广百宋斋等少数西式铅石出版机构;大批依然从事雕版印刷的传统华资书局。

   这种均衡的局面在1887年被打破,彼时扫叶山房、文瑞楼、醉六堂、抱芳阁、文玉山房、千顷堂等传统雕版书局增开石印业务,蜚英馆(25)、鸿文书局(26)、石仓书局(27)、清华书局(28)、龙文石印书局(29)等石印书局相继开设,“迨戊子年(1888年),石印大盛”(30)。即如《申报》1887年2月4日《秘探石室》文中所言: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31)

   从1878年点石斋开业,到1882年同文书局创立,中间有四五年的沉寂期,再到1888年的“石印大兴”,还是有四五年的沉寂期。也就是说,在美查开展商用石印书籍印刷十年后,华资才大规模进入新式书业。其实也就是上揭三个问题的最终解决。

   第一,铅活字印刷不能完美复制古籍的问题,可以用石印技术解决。铅活字的未来在于新书出版,可以相对规避古字过多的问题。只是当时的阅读市场,还是以阅读古籍为主。所以华资书局选择石印作为技术升级的方向,而且石印并非不能用于新书的印刷上,当时大量石印西学著作的出版说明华资书局也在关注这个领域。

   第二,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随着上游生产资料进口和自制渠道被打通而得以缓解。需要承认,西式印刷技术投资成本就是比雕版印刷要高,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一定范围内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关键的问题是,以往西式印刷的设备与材料获得途径并不稳定,更多是依靠传教士、洋商和买办们私人关系购进,货源稀少也就意味着价格甚高。华资书局在上游货源没有打通的情况下自然不敢轻易试水,直到1886年英资麦利洋行引进英“许士耿博”厂制石印书画机器,“可装置煤气火力,一日能印七千余张”,除印机外,尚有“印书油墨照相药水”,一切应需之物,皆可随时定寄委托上海外洋泾桥北堍大英医院内麦利洋行在华经销(32)。既有蒸汽动力,又是上海洋行销售,来源稳定,价格也就趋向合理。

   很快,上海当地“某铁匠等,兜值仿造,希图乱真”,麦利洋行“深恐有人仿冒,并杜鱼目混珠,禀请国家颁给凭照,准做五十年期内,如有仿作者,随时控请重罚”,并“呈请本国领事府照会华官,查禁停制外,特再声明,如有前项情事,定当指名控究罚办”(33)。国人除试图仿制石印机械之外,亦曾研制石印墨料,如福州船政学堂肄业之游某,研成机造石印上墨,每磅价洋五元,由泰隆洋行代售(34)。

   来源稳定的洋货印刷设备与材料,沪上层出不穷的国产仿冒设备,都使得华资书局进入石印业的投资门槛得以降低。

   第三,关于石印技术人才的问题。如前所述,自1876年土山湾印书馆培训孤儿石印技术至此已经逾十年。这些孤儿学成之后总要有所工作,同文书局很可能就已经聘请部分毕业生,十年积累之下,人数自然不少。此外,点石斋和同文书局在这么多年的经营中,自身也会培养出一批技工,可为华资书局所用。

   要之,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书业实现了石印技术代替雕版印刷的产业升级,石以代刻。由于整个社会尚未完全意识到西学的价值,所以阅读习惯依然以古籍为主,铅印虽然存在,但是在整个市场上并没有形成主流。

   三、石铸并行(19世纪90年代—1956年)

   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铅活字印刷在上海书业终成气候,考其原因有三:

   首先,时风变化,新书需求量大增。甲午战后,西学东渐蔚为大观。学习西方不再只是少数人的高瞻远瞩,而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共识。随之反映在阅读市场上,西学书籍成为重要的门类,铅活字印刷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一些过于古僻的用字,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可以酌情取消。此外,新式教育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数量激增,书籍单次的印刷量也相应大涨。故而,石印完美复制古籍的优势在新书出版上被削减,而耐印力差的弱点则相应放大。

   书业本身的利润其实并不丰厚,所以作为稳定的利源,教科书出版是各家书局的必争之地。科举用书是上海石印书局的基石,1905年废除科举后,地位被新式教科书替代。占据了这块利源,铅活字印刷即处于不败之地。

   其次,铅活字技术本身也在迅速进步,原有的缺点被弥补。活字字模数量不断增加,先进铸字炉的应用提升制拆版的效率,纸型技术便于复制印版和增加印刷速度(35)。在印刷速度和制版效率等方面,铅活字印刷已经把石印远远甩在身后。

   最后,投资风向标转向。进入20世纪,新投资成立的出版机构虽然基本都是综合性书局,各种印刷技术兼备,但大多以铅印新书为主。新书业拥有自己的行业公会书业商会,以股份制的形式改组传统书局的管理制度,图书设计符合社会求新的潮流,在书业投资领域形成马太效应。众多专业石印书局越开格局越小,在民国时期只能苦苦支撑。

   宽泛地讲,大批石印书局的建立,替代和升级了传统雕版书业。然而,这些书局的传统书业色彩依然浓厚,内容以古籍为主,装帧形式延续线装,企业管理保持“局东—经理(掌柜)”制。直到19世纪90年代,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这类新型股份制出版企业和民元后更多新式出版机构的涌现,在管理形式、印刷技术、装帧审美、书籍内容等方面全面与传统雕版划开界限,才最终完成了书业革新。

   然而,我们并不能说19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书业发生了“铸以代石”的变革。因为整个民国时期,上海石印出版虽然退居次席,但依然大量出版各类书籍,技术也有所进步,和铅印形成了并存共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在上海之外,甚至在进入80年代后,也有不少地方依然进行石印生产。所以,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上海书业呈“石铸并行”的局面。

   到1956年,上海书业完成公私合营,其业务上综合性、管理上私营性、目标上营利性的特点消亡。原可涵盖编辑、生产、流通三个环节的业务流程被拆分为负责编辑的出版社、负责生产的印刷厂和负责流通的新华书店。上海书业的近代阶段也随之结束。

   在上海近代书业的变革与演进中,并不存在一个“雕版—石印—铅印”的线性发展脉络,而是中国传统印刷方式与舶来的西式印刷方式在一片空白基础上展开的反复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完善的西式石印和铅印技术逐渐臻于成熟,并根据市场细分,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

   市场与利润是上海书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所以传教士虽然带来了新技术,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自洽的书业市场。严格意义上讲,上海书业的开端于太平天国战后,江南雕版书局在上海开拓业务,形成了以雕版为主的上海书业早期形态。以《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为代表的洋商虽然率先将铅石印刷应用于商业出版,但孤掌难鸣。直到同文书局创立,华资书局大量应用石印技术,才最终推动产业革新的大潮,替代了雕版印刷。而甲午战后新兴出版机构以铅印为主要印刷方式,使得之后的岁月中铅石印刷并存共荣。

   无论是“铸在刻先”,还是“石以代刻”或“石铸并行”,都体现了上海近代书业革新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由此可见,在宏大叙事的煌煌论著下,细部观照和个案研究往往能够让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更加真切和深入。

   注释:

   ①戴伯勋、沈宏达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②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177。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清]张锡恭:《茹荼轩续集》卷5“席晦甫先生述略”,己丑(1889年)刊印。

   ⑤据叶九如述,载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373页。

   ⑥《上海书业公所落成全体大会开会词》,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2。

   ⑦叶九如:《书业历史》,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3-1。

   ⑧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Alexander Wylie,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reprinted by 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7.p34.

   ⑨以上材料见叶斌:《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⑩《格致汇编》第二年第五卷,第16页。

   (11)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台湾)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9-2511页。

   (12)《申报》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1878年12月30日),《申报》(影印本)第13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25页。

   (1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4)《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十三日(1882年6月28日),《申报》(影印本)第2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897页。

   (15)《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十六日(1882年7月1日),《申报》(影印本)第2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页。

   (16)《申报》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80年4月8日),《申报》(影印本)第16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69页。

   (17)《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1882年5月22日),《申报》(影印本)第2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76页。

   (18)《申报》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882年6月14日),《申报》(影印本)第2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814页。

   (19)关于石印需要技术与设备,可参看许静波:《从进口到自制——上海近代石印书籍出版的设备与材料》,《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0)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

   (21)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22)《申报》光绪九年一月二十八日(1883年3月7日),《申报》(影印本)第22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299页。

   (23)《申报》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83年6月27日),《申报》(影印本)第22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945页。

   (24)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

   (25)《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四日(1887年3月28日),《申报》(影印本)第3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86页。

   (26)《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四日(1887年3月28日),《申报》(影印本)第3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88页。

   (27)《申报》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887年8月26日),《申报》(影印本)第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50页。

   (28)《申报》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1887年10月10日),《申报》(影印本)第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42页。

   (29)《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1887年10月20日),《申报》(影印本)第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10页。

   (30)《上海书业公所落成全体大会开会词》,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档,S313-1-2。

   (31)《申报》光绪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87年2月4日),《申报》(影印本)第3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64页。

   (32)《申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1886年12月29日),《申报》(影印本)第29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118页。

   (33)《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87年4月20日),《申报》(影印本)第3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42页。

   (34)《申报》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87年10月13日),《申报》(影印本)第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64页。

   (35)参看许静波:《制版效率与近代上海印刷业铅石之争》,《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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